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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节 南浔财主(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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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元年,十月中旬,太湖南岸一处叫做浔溪的村子里,来了一群外地人。

浔溪村人不敢怠慢,因为这群人家,是新搬来的新地主。

宋朝土地买卖十分频繁,因为这个朝代对土地兼并的态度十分宽容,宽容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由于土地矛盾向来是一个大矛盾,历朝历代都将抑制兼并视作王朝长治久安的良方,从汉代到唐代,都采取过各种抑制兼并的错失,而这些朝代,每一次大混乱,都是引失地农民起义而引发。

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景象。汉代的兼并,性质更类似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兼并,不过老贵族消灭了,汉朝的新权贵们,刘姓子孙和开国功臣权贵们在地方上肆意夺田,形成了类似春秋战国士大夫的那种地方豪门,史书称之为门阀。门阀随着汉武帝出击匈奴,迁富户充实关中等耗尽资材的行为,被打击了很多。但土地兼并依然继续,试图改变这种情况的理想主义学者王莽被推举为皇帝,改革失败,最后引发了绿林、赤眉起义,汉朝灭亡。东汉继续了这个过程,最后被黄巾起义击倒。

吸收两汉教训的唐朝,实行均田制,在唐初执行了很长时期,奠定了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等盛世。

可是到了宋代,却一改这些政策,对土地兼并视而不见,甚至抱着纵容的态度。早在宋朝开国之初,宋太祖就下诏:“所在长吏,告谕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并只纳旧租,永不通检”,不通检就是不检地,不重新分配,这道诏书彻底废弃了唐朝时期的均田制度,不再以人口为基础分配土地,而是以能力来分配土地,让“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的那些人放心大胆的开发土地。最初的目的,可能仅仅是为了在王朝初兴的时候,鼓励百姓开发抛荒的土地。但因为这诏书,就变成了祖制,祖宗制度是不能改的,因此宋朝等于宣告放弃了对私有土地的重新分配权力。

于是兼并不可遏制的出现了,而且比前代更加凶狠。土地兼并,不外乎两种方式,所谓“富者有资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汉代的兼并,带有贵族性质,主要是豪强吞并土地,而宋朝有发达的商业经济,因此买卖和吞并兼而有之,造成旷古烁今的土地兼并程度。有学者根据宋代留下的田亩纳税记录,做过研究统计,认为宋朝一成的地主,占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土地,有三到四成的农民没有任何土地。

这还不算大规模的隐田,宋代富户许多将自家田产诡托于真假官户、寺观、贫民下户和逃亡户,或诡(假装)分子户(分家),少则几户,多见几十户、上百户,因为官户、寺庙都不用纳税,户口分上中下共五等,等级越低税额越小,每家丁口越少等级越低,因此富户通过分户,买通官吏尽可能降低自己的户口等级,让自己变成“贫下中农”。结果是许多土地实际上是集中的,却名义上分散在一个个假户口上,实际上在地主们手里,名义上却记在官员、有功名的读书人和寺庙名下。由于永不检地的祖制制度,一直到王安石喊出了“祖宗不足法”这种在古代社会的狂悖之言后,才开始推行心法,其中一项内容叫“方田均税法”,目的是将那些隐田统计出来,征收赋税,弥补财政。王安石先后在开封、京东、河北、河东和陕西等五路重新丈量了耕地,丈量前官府黄册上的土地只有1.22亿亩,清丈后的耕地面积是2.48亿亩,增加了1.26亿亩,隐匿的土地竟然比在册的还多。

可惜王安石的检地运动,打击了整个士大夫阶层,于是变法失败了。只在北方小规模的进行了丈量,还没来得及清点南方土地,新法就被废止。而南方的土地兼并,甚至比北方更严重,因为这里是中央皇权投射不到的地方,更加自由,兼并就更加肆无忌惮。方腊之所以造反,就是官吏豪强不断榨取,导致这个漆园种植园主忍受不了而造反。

太湖流域更是兼并的重灾区,这里的土地灌溉条件得天独厚,又很肥沃,还有一个人为的因素,那就是宋徽宗的昏聩。他重用的奸臣朱勔以苏州为中心,作威作福,以给宋徽宗寻找花石纲为名,对各级百姓穷尽搜刮之能,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看重谁家的物件,马上派官吏去盖上黄布,派官吏看守,名曰黄封。老百姓不但要恭恭敬敬的看护这些黄封,每天还要给黄封磕头,并且承担这些黄封运到开封的运费,这根本不是普通人家能承担的起的,即便大户都吃不消,所以中等人家悉数破产。

很显然这种黄封手段,很容易变成敲诈勒索的名目。不想破产的中产之家,甚至一些富户,都需要给朱勔党羽进贡。通过这种方法,朱勔在苏州当官二十年后,被抄家竟抄到了三十万亩土地。这是官府抄家记录在册的,官府没抄出来的有多少?有没有抄家的官吏贪墨的土地?有没有朱勔通过分家、诡寄等方式隐藏的土地,没人知道。这还是朱勔一家兼并的土地,朱勔的党羽无可计数,朱勔搜刮花石纲,龙颜大悦,十分受宠,乃至一时间,东南地区的官员都需要他才能加官进爵,史称“东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门”,朱勔府邸一度被称之为东南小朝廷。

刺史、郡守这样的大官都是朱勔门下,而那些中小官吏,更是不计其数。朱勔倒台,就是这一两年间,又恰逢金兵入寇,朝廷其实根本不可能赖得及收拾遍布东南的朱勔党羽,有大量的漏网之鱼。这些党羽,大量集中在太湖一带,因此这一带的土地,大多数都被这些恶吏兼并。

宋朝的土地兼并如此之严重,可令人诧异的是,反倒是北宋直到灭亡,也没爆发大规模的,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宋江起义主要因为黄河泛滥这样的天灾,方腊起义也主要是中央政府目光投射不到的江南,官府盘剥太过于贪婪所致,而且就是方腊这样的种植园主的起义,也在短时间内被镇压下去。但宋朝的小规模农民起义数量之多,远超历朝历代,两宋共300余年,农民起义就有433次,一年一次半。

可没有任何一次农民起义威胁到京城,大多数都是在当地就被轻易剿灭了。而失地的农民,大量涌入城市,造就了无数繁荣的城市,所以宋朝的社会动荡却不危机,充满了活力。

这至少说明,宋朝在对待土地的态度上,有可取之处,也有自成一体的认识,甚至有其独特的土地哲学。南宋官员和学者王明清对这种政策解释说,“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

他认为土地集中在富户手中,田连阡陌,不过是为国守财。放在现代社会,依然有人将贫富分化描述成藏富于民,积极呼吁政府采取低税收政策,尤其要给最有钱的企业家、富人减税。但这种哲学有一个很现实的逻辑,那就是当“盗贼发,边境扰动”的时候,富人会“乐于输纳”,乐于未必,但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一定愿意出钱的。这些土地所有者,扎根在社会最基层,他们有护卫家丁,他们肯定不愿意看到盗匪叛乱,他们有时间,也有机会,还有力量将农民起义掐灭在萌芽状态,这可能才是宋朝土地兼并最为严重,农民起义声浪却最小的原因。

由于皇帝从诏书、圣旨的高度确立了土地私有的规矩,连王安石变法如此声势浩大的改革都没能触动这个基础,于是土地的价值更加得到认可,有钱人自然对土地资产十分看好,买地的情况十分普遍。

官府对于土地买卖的放任,也是历朝历代之冠,因此宋朝的土地流转情况极为频繁,乃至形成所谓“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这种对于土地特有的价值认识,土地变成了一种流通性良好的保值资产。

也有一些诗词描述这种土地流转频繁的现象,宋代官员朱继芳在描述自家宅门的《朱门》一诗中写道:曲池毕竟有平时,冷眼看他炙手儿。十数年间三易主,焉知来者复为谁。感慨家宅十年三易主。辛弃疾则在《最高楼》中写道“千年田换八百主”,罗椅在《田蛙歌》中写道“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换家”。

一年换一家有些夸张,但浔溪村的人这几年间,至少看过自家种的田换了两三回了。

浔溪自南向北流入一条运河,这条运河的名字,当地人自己都搞不太清楚,有的说是苕溪,河道也确实跟苕溪属于一条河道,但苕溪在西边两百里地的湖州跟其他几条河流交汇,然后往北输入太湖,同时也有运河往东沿着太湖南岸,一直通到了东边南下嘉兴、北上平江(苏州)的运河。

也有一些老人将北边这条运河称作吴兴塘,乃是南北朝时期的吴兴太守沈攸之所建,可溉二千余顷良田,一顷一百亩,周围二十多万土地都受此水塘之利。吴兴塘两岸,修建了密密麻麻的水渠,通过一个个水口送向一片片水田中。

这二十余万亩水田,没人说得清有多少地主。因为土地变动实在太过频繁,早就形成了固定的流程。有许多牙子从事土地买卖介绍生意,中间人负责核对地契准确无误,同时找保人作保,然后三方交割,甚至都不需要过户,官府也不会过问。

由于有大量诡寄情况,浔溪村的人甚至都说不清楚他们的地主是谁,每年收获季节,就有庄头来催收。那些庄头,往往都是本地一些保长、甲长充任,土地买卖中,这些人一般也作为保人,他们才知道真正的地主是谁。而往往土地都过了好几手,佃户都不知道自己种的谁家的地,同样土地过了好几手,这些庄头都不会换。

南溪村的村民只是感觉到,这几年他们交的租子多了不少,不过交租的方式简单多了。爷爷辈的时候,他们租种的土地向好几个庄头交租,父辈的时候,渐渐一村只向一个庄头交租了,到了他们这一辈,周边认识的大多数村庄,都由一个庄头承包了。

以前也没人在乎,不过这次村民们很在乎,因为地主搬到了他们村,不但是他们土地的主人,而且是他们的邻居。

大多数村民都觉得这是好事,原因很简单,士大夫天下的土地,大多都是士大夫所有,许多新兴地主往往都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制度的胜利者。这些读书人家,如果没有当官,在地方上也有一些威望,会成为官府和百姓之间的纽带,向下,他们直接跟百姓接触,向上,他们可以向官府提供建议,他们是一个渠道阶层。

因此有这么一家大户人家搬到浔溪村,意味着浔溪村的村民有了跟官府沟通的渠道,这至少会让他们免受这些年来为祸乡里的刁钻恶吏的欺负,即便有欺负,大概也不会那么狠。

另外这家人非常大方,早在一个多月前,就派了一个管家来,在村南平了上百亩土地,开始建起宅院。所用劳力,大多雇佣浔溪村村民,给钱十分痛快。

砖木结构的房子,建起来很快,只要钱给够,劳力和材料供足,一个月时间,足以建起一座大宅院。尽管还不完善,但居住已经不是问题。

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宅院只修好了十几座大瓦房,盖好了院墙,这家人就搬了进来。

村民们翘首以盼,想知道财主家是不是还会继续盖房子,毕竟大户人家,总得有厢房供下人居住,另外城里一些大户,喜好修建花园,甚至要雇人去太湖里挖石头,这家财主会不会也有这种爱好。这可是他们这些村民的拿手本事,许多人都知道一些外地人不可能知道的好石头,以前被朱勔的那些手下强压着去湖里捞石头,他们都是做做样子,财主给钱的话,他们可不会吝啬卖石头给财主家。

村民们没有失望。财主家不但继续大兴土木,而且主人家来了后,还有了新的主意。他们竟然雇人修建浔溪的堤岸,浔溪是一条自然河流,从南向北汇入运河,浔溪村就在这个河叉处。过了运河,一路往北二十里就到了太湖岸边,运河上有许多水口通向太湖,为无数个灌溉渠道供水,也是泄洪的渠道,旱的时候,通过这些渠道往运河引水,涝的时候,则通过这些渠道向太湖泄水。

运河也能行船,可往西是湖州,往东能通平江和嘉兴,浔溪这里经常可以看到过往的商船,但少有在这里停靠的,只有一些小商贩会向村子贩运东西。新来的财主说,要沿着河岸建码头,到时候这里就会有大量的商船停靠,到时候村里人都能靠着码头发财。

村民才不管这些呢,反正地是地主家的地,钱也是地主家的钱,能落到好处就落,要是财主家想用这法子骗大家白干活,那是不行的。

除了修码头外,地主家其他活儿也没少。厢房也在建,地面也在铺,可却没有盖花园,看来这家地主不太一样,可能也不是特别富贵,舍不得花那个糟钱。

除了秋收耽误了几天之外,财主家的活儿一天都没少。村民们还帮着盖了大片舱房,全都沿着河边修建,跟码头比邻。而村民们今年的租子,没有像往年那样,被用船拉到湖州发卖,而是全都储在了这些粮仓里。

不但有浔溪村的租子,收租那几天,附近凡是村民们认识的村子,都被庄头催着划着大大小小的船,把租子送到了浔溪村码头。

浔溪村的村民这才相信,感情搬到他们村的地主,确实是一个大地主,而且不是一般的大地主,那得是至少几万亩,甚至几十万亩土地的大地主。毕竟光是附近的吴兴塘两岸,就有二十万亩良田。

这些良田,由于灌溉条件优良,每年旱涝保收,基本上不会有佃户种田颗粒无收然后借青苗款破产的,因此哪怕是租子比别的地方高的多,都依然不缺租户。毕竟这年头,人是越来越多,地可越来越少了。以前还偶有外地人流落到这里做佃户,这些年来,除了在这一带生活的土著外,外地人想来租地,甚至要挨打。

以前为了争佃,浔溪村的村民也没少跟外地人打架,甚至跟本地其他一些村子打架。每一次换地主,他们都习惯了要做好打架的准备,最后的结果往往是架也打了,地也租了,租子也涨了。可不打架,弄不好地主就要退佃,涨的租子就要更多。

这次浔溪村也准备好了,但大地主却告诉他们村的族长,不会退佃,也不涨租,继续让他们种地,以前交多少租,以后也交多少。只是把沿河的地都收走了,甚至几家靠河的村民民房都买了过去,除了给他们钱以外,另建新房的钱和地都是地主家白给。

原本靠河的民房也不是好房子,又潮又湿,是几个外姓佃户不知道什么时候流落此处搭建的窝棚,老村民的家都在离河较远的高处。所以,这几个外姓人也没有意见,村民们更不会为外姓人说话,因此他们这次没有打架,反而家家忙着给地主家干活,连打鱼都顾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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