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之先在山东分手已经七年多了！来四川后与他见面少了，但一直关注着他的画。每见到他的画，感到人与画俱老。他的画似在渐渐摆脱具象的束缚，在笔墨境界上重视骨气沉着。但他那洒脱、永葆青春活力的风度，始终反映到他的作品里。
他比我年小四岁，如今也已年逾六十。他自己说：六十以前只是一年级学生，六十以后才是二年级。最近来信，说：他决心学白石老人变法，使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现在正试用新的技法、新的题材，用全新的表现形式，创作不同于他人的具有自己独特面貌的作品。我希望这些作品，不久将呈献在朋友和观众面前。努力吧！之先，我的老友！
（本文系1990年9月应《知识与生活》杂志之嘱所写）
重逢邓敬苏怀念邓燮康
人生常多奇妙的事，这样的事每每使人生变得丰富多彩，也每每会给人带来不尽感慨，无穷回忆。同邓敬苏大妹在分别五十多年后巧相逢，就是这样的一件事。
1942年秋，我作为一名流亡学生到了大后方用“王洪溥”的本名在江津上国立九中。当时家在沦陷区，我依靠在江津做律师的堂兄王洪江接待，假日总住在他家——江津南安街9号。当时的房主即是江津有名的银行家、爱国民主人士邓燮康先生。
燮康先生曾任四川商业银行总经理、四川江津农工银行总经理。他比我大十四岁，当时已是社会名流，不但爱国，而且急公好义，为人朴实热诚。他与夫人胡道芬同我堂兄洪江及堂嫂凌伯平因住处邻近，平日常多来往，见到我也总要笑着招呼说几句关心话，给我留下亲切和蔼的印象，渐渐地，我了解到他的为人和一些事，倍感敬重。
他特别重视教育，一贯热衷为家乡办学。江津白沙的教育事业，他出力出钱尤多。他既关心别人子女的教育，也关心自己子女的教育。认为既有子女，定要把他们教育培养好，使他们将来成为社会需要的人，能做出贡献。他爱孩子，子女极多。
他在江津有许多房屋，例如南安街9号里面就有不少房屋是让给下江人住的；东门外有个“鼎庐”，里面是许多西式平房及小洋房，也都全部租给下江人居住。当时，下江人“逃难”来到江津，他认为这些人为了抗日不愿做亡国奴离乡背井是“义民”，因此让出房屋来，起先收很少租金，后来则完全不收租金。他默默这么做了，并不沽名钓誉。
1942年5月，居住江津鹤山坪的陈独秀病故后，因贫穷无法入殓，邓燮康及其叔邓蟾秋就慷慨为陈独秀办理丧事，捐地予以厚葬。江津西门外鼎山脚下有邓燮康私人别墅“康庄”，面对波涛汹涌的几江，后倚松竹郁郁葱葱的青山及橘林，陈独秀的墓就建在“康庄”旁的一块园地上。当时，办这事颇有阻力，但邓燮康具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决默默地做了，也不倚名人而张扬。
他力主抗战，爱国从不落后。冯玉祥到江津发动献金，他踊跃带头捐献。
他为人严谨，公私分明。我亲眼见到过一件事：农工银行的某襄理嗜赌如命，他常警告这人：你做这工作不宜赌钱，更不能大赌，以免对银行造成损失。但那襄理终因输了钱挪用了公款，一天早晨，突然跑到南安街9号，见到邓燮康就跪下叩头谢罪。邓赶快将他扶起，态度平和地同他讲道理并指出错误。同时立即秉公免了襄理的职。
1944年，我高中毕业考取了复旦大学新闻系，这才知道邓燮康先生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市政系，其夫人胡道芬也是复旦大学肄业的。无怪乎平日谈吐常给我渊博温文的印象。他们是老学长，我是后进，但同是校友，思想感情上自然又亲近一层。
燮康先生夫妇的孩子很多，几个大的，我常能见到。我比他们的大女儿邓敬苏大六岁，比他们二女儿敬兰大七岁。我高中毕业那年，敬苏也进了国立九中，我们成了九中先后同学。我常见到她。她和二妹敬兰在我印象中那时都是文静秀丽、教养很好的姑娘。但抗战胜利，1946年我离开四川回上海后，就未再见过邓氏一家人。他们的情况也不了解。后来，四川解放，我从报上知道邓燮康先生以爱国民主人士身份，被安排为重庆市政协委员，以后，又知他被安排在重庆长江航运局的领导岗位上，颇多建树。他受到党委和统战部门重视，使我感到欣悦。
但，我萍踪漂泊于上海、北京、山东……一晃几十年，一直远离四川，未再同邓家的人接触。1983年，我由山东调到成都，曾向重庆的友人打听燮康先生，友人说：“这是个好人，可惜1978年已病故了！”又告诉我一件轶事：“文革”中，邓先生从航运局领导岗位上被拉下马，让他劳动，替船舶刷漆。他干得既认真又负责。工人们对他都好，下班后见他仍在刷漆，常好心地说：“邓局长，该下班了！”“邓局长，别再干了！”但他总是仔细把活干完才回家……听到这些，我不禁怅然若有所失。问及他的子女情况，友人也弄不清。想不到今年春天，在国立九中成都校友会上，竟喜出望外地见到了邓敬苏。故人重逢，谈起往事，心情自然唏嘘激动。
我送了我的作品给敬苏，扉页上我写道：
抗战时期1942年秋，在四川江津有幸得识邓先生燮康前辈。燮康前辈是江津名人、银行家，一位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民主人士，为当时避难到江津的下江人做了许多急公好义的善事，获得众口好评，令人难忘。1944年我在江津国立九中毕业考入北碚复旦大学，是年，燮康先生的女公子敬苏入九中高二分校。我们成了先后同学和校友。我在江津南安街9号见过她。光阴如同流水，一晃五十余年，谁料今年在成都九中同学会上竟能再度相逢。相谈往事，不胜感慨之至，遂写数行，赠此书作为纪念，并借以表达对燮康前辈的崇敬追思之情。
使我激动的是当年那位文静美丽的邓敬苏，现在是成都军区的师职离休干部。她大学毕业后，就参军了，曾在北京总政文工团演出十七年，早已是一位著名的演员与教员，如今仍在生气勃勃发挥余热。她现在四川师大影视学院任教，常被电视台邀请做主持人。今年国际儿童节，她为电视台主持了“20世纪优秀儿童歌曲大型演唱会”，一身军装，英姿飒爽，不亚当年。她爽朗热情，诚恳积极，一如乃父，虽已六十八岁高龄，仍充满青春气息。她的先生就是著名的峨影乐团指挥家郑冶。他们家庭幸福，子女都很好。
几天后，我收到她给我们夫妇的一封信：
洪溥大哥、起凤大姐：
任何语言也表达不了我和你们见面后的兴奋、喜悦之情，我似乎变得更加充实了！
我心目中的“王火”是一个著名作家，洪溥大哥是我记忆中的学长、大哥哥，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