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运动结束，有位领导同老黄谈话时说：“你确实没有贪污！但‘三反’运动，既反贪污，也反浪费和官僚主义！共产党员要严格要求自己。你没有贪污，这很好。但总不能说自己连一点官僚主义或浪费都没有吧？”那时节的党员干部，要求自己严，脸皮薄，谁敢说自己在工作中只有优点没有缺点呢？老黄当然说：“官僚主义和浪费那恐怕总是有一点的！”于是，老黄又写检查。检查自己的官僚主义和浪费方面的问题，从豆腐里面去找骨头。
运动后期，对老黄，没有道歉，没有平反，没有更正，没有抚慰，老黄被派到上海的码头上去参加码头工人的民主改革。他虽同我离开了，他的高大形象却在我的心中树立起来了。在“打虎”遭到逼供时他不仅实事求是，而且自己是把问题提高到党性、党员的品质上去对待的，他那被逮捕时说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人是不贪污的！我没有贪污！”充满了正气，像一声霹雳，可以永久使我铭记，永久使我回味。在他思想上：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最重要的支配行动的准则！这就叫党性！共产党员忘了这一点，其实就不是共产党人了！
1953年初，我和凌起凤同被从上海调到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下属工人出版社。因为全总机关刊物《中国工人》要复刊，我参与筹办《中国工人》。老黄后来从上海被调到北京工人出版社任出版处长，起凤后来被调到他手下工作。
但老黄到北京后，我感觉有些变了。他在上海时对人热情，此时见到我也显得冷淡。不过起凤在他领导下，他却一如既往，起凤常说“老黄这个人好”。上世纪50年代，运动是很多的。老黄在运动里从不乱搞人，正派而且稳重。我是个热情人，想起往事，有一天忍不住找到他带着负疚的心情向他解释“三反”时我的冒失，也坦率地告诉他：“‘三反’时逮捕你那天，你逮捕前说的话使我深深敬重你！你不愧是个好共产党员！”
他朝我看着，脸上善良，说：“我不会怪你！搞运动逼供信和扩大化是不对的，但反贪污是对的！我们之间互相理解就行！我们之间的感情不会变的！”
后来，我到山东工作又到四川成都。他到安徽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做过图书馆长，离休后又调回北京。我们的联系保持着。前些年，他的夫人老童去世了，他却仍旧健康。过去北京的老战友们有时还到他家里聚会。我曾收到过一张照片：他眉发雪白在老童的一张穿着红军服戴着红军八角帽的像前由摄影家佟树珩拍摄寄来的照片，老黄的面容坦诚而明朗。
我每年和老黄都寄贺卡在新年降临时互致祝福。今年，他早早就先寄了贺卡来。我想：可能是起凤去世，他先寄卡给我表达一种慰藉，我能了解老大哥的这种心意。我忽然感到我该把深镌在我心上的这段往事写出做个纪念，他九十八岁了！我也八十八岁了！我们老兄弟、老同志俩都老了！但我们这种特殊的感情和记忆不会因老而消失。老黄那次被逮捕前说的铿锵语言只要想起就会在我心上发热发光！有时我不禁想，如今人都在说贪官多，老黄的故事其实可以上一堂党课！成了贪官的共产党员，面临“双规”或逮捕时，你们能敢讲出老黄当年被逮捕前讲过的话吗？你们的大脑里能贮有他这样的话吗？唉！唉！……
（为祝贺黄履冰老大哥百岁寿辰，本文写于2012年2月，刊于2012年第5期《当代》，后被选入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3年出版的《2012中国最美的散文》一书）
注释：
[1]韩西雅后来曾任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候补书记。
紫禁城里的最高规格
这是一次难忘的值得提倡的挺有文化情趣的接待。
1995年4月底在北京出席全国劳模表彰大会时，住在京西宾馆，突接通知：“4月30日下午，文化部在故宫请本系统劳模座谈，午后一点有专车来接。”偏偏那天上午听朱基、钱其琛两位副总理的形势报告，十二点半才结束。回宾馆后，我怕晚点，草草吃了午饭就去门口上车。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部系统的劳模有常香玉、李默然、李雪健、田桂兰（全国人大代表、山西晋剧院名誉院长、一级演员）、俄珠多吉（西藏歌舞团团长）、刘异龙（昆剧名丑）……有认识的，也有陌生的，碰面都很高兴。为怕堵车，我们的“面包”由警车前导，一路绿灯，从故宫后门开进了紫禁城。
文化部刘忠德部长和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及其他三位副部长，全体含笑热情地站在乾隆书斋前欢迎，并逐一握手。我们走进了宽敞雅静、古色古香的当年乾隆皇帝读书的厅堂，见电视台和报刊的记者都忙碌开了。
高部长主持会议，风趣地说：“给各位的任务是：将面前的水果消灭，开心果吃十粒。”刘部长的欢迎词十分简短，一共仅三分钟，但令人愉快、亲切和鼓舞。最后，他说：“今天，我们用最高规格接待大家。什么是最高规格，等会儿请故宫博物院的书记同志讲……”
平时的座谈会，少不了大家都要重复地讲一些套话，这次不同，高占祥说：“请大家每人讲一二分钟话，做个自我介绍就行。”话音一落，气氛就轻松、欢快了。各人发言后，心里都揣个悬念：这“最高规格”究竟是什么？
书记笑着说：“刘部长对我说，‘要用最高规格接待全国劳模。’我就说我们这儿最高规格是接待外国总统的规格，刘部长说：‘比那还要高！’我们今天，就把外国总统都没看到过的地方和文物给大家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