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筹办到停刊始终在《中国工人》杂志社工作，比较了解这篇名著重新发表的始末。1959年初，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造成了恶果，人民的生活已经很困难。工厂里不少青年工人都有思想问题，《中国工人》杂志既是政治思想教育刊物，就决定从“新旧社会对比”方面来做些教育工作。这时，我就想起了夏衍同志的《包身工》这篇著名报告文学。那是40年代中期，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我在当时的大后方——重庆北碚复旦大学新闻系攻读。大约是1945年上半年的一天晚饭后，我陪章靳以教授在嘉陵江畔的林荫道上散步。靳以老师是位热情可亲的师长，同夏衍同志当时有交往。闲聊时，他向我介绍了《包身工》，劝我读读。他告诉我，夏衍写这篇作品经过多年的酝酿，一丝不苟。为了写这篇东西，他深入上海纱厂区采访调查，亲眼看见包身工水深火热的痛苦生活，才将它实录下来，是直接反映中国工人生活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掠夺的一篇优秀作品。后来我就从图书馆里找到了这篇作品。记得是30年代广州的一个“离骚出版社”印行的。读了以后，果然使我震动，给了我深刻难忘的印象。1949年6月开始，我在上海总工会工作，办过“上海工运史料展览会”和《工人》半月刊。在收集工运史料和同老工人接近时，了解到许多当年包身工的生活情况。回忆起夏衍所写的《包身工》，感到不但写得真实生动，而且非常深刻。这时，我就有了个想法：夏衍同志30年代的这篇报告文学，可不可以拿到《中国工人》上重新发表一下呢？
为此，我到北京图书馆去找《包身工》。巧极了！找到的仍是广州离骚出版社1936年那个版本。重读一遍，依然感到新鲜和深刻。于是，着人将文章全文抄下来。我们《中国工人》社五个编委在编委会上研究决定，由我加一个编者按重新发表。有的编委提出：文中上海话不少，怕北方工人看不懂。也有编委说：全文太长。于是，我将《包身工》带到了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念给工人听，果然也反映有些地方不懂，全文长了一些。那时工人的文化水平比现在要低，我们不能不从通俗化考虑。因此，虽觉得夏衍这篇名著不应作什么“处理”，但仍决定从刊物性质特点出发，将原文作一些改动和删削。
编委会后，由我执笔对《包身工》原文进行“处理”。“处理”的主要原则大致是：
（一）工人反映“不懂”的上海话适当改为普通话。例如“猪猡”改为“猪”，“拷皮衫裤”改为“拷绸衫裤”，“脚路”改为“门路”，“手面”改为“排场”，“弄堂”改成“巷子”，“揩地板”改为“擦地板”，“东洋”改为“日本”，“做了烂污生活”改成“活儿做得不好”，“迭个”改成“这个”，“坏来些”改成“坏得很”，等等。
（二）为节约篇幅，便于广大工人阅读，删去一些技术性强和虽有价值但偏重于说理的段落。例如这样一节：
“有括弧的机器，终究还是血肉构成的人类。所以当他们忍耐到超过了最大限度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很自然地想起一种久遗忘了的人类所该有的力量。有时候，愚蠢的‘奴隶’会体会到一束箭折不断的理论，再消极一点他们也还可以拼着饿死不干。此外，产业工人的流动性，这是近代工业经营最嫌恶的条件，但是，他们是决不肯追寻造成‘流动性’的根源的。一个有殖民地人事经验的自称是‘温情主义者’的日本人在一本著作的序言上说：‘在这次争议（五卅）中，警察力没有任何的威权。在民众的结合力前面，什么权力都是不中用了。’可是，结论呢？用温情主义吗？不，不！”
这段从原作来说，是有机的组成部分，但从《中国工人》当时的读者对象来说，他们反映“深奥”，就只好忍痛割爱。这样删去的段落及文句约计有二千五百字至三千字，占全文的四分之一强。
（三）从通俗、简短考虑，适当作些删改。例如原文中这样一段：
“在这种工厂所有者的本国，拆包间、弹花间、钢丝车间的工作，通例是男工做的，可是在上海，他们就不必顾虑到‘社会的纠缠’和‘官厅的监督’，就将这种不是女性所能担任的工作，加到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身上去了。”
经过删改，成为：
“一些在日本通例是男工做的工作，在这里，也由这些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担负了下来。”
这种改动其实是使原作深刻广泛的内容受到一定损害的，改得不尽合适，但当时考虑到要便于工人阅读，就“明知故犯”了。
稿子改出来，我亲自和编辑拿到工厂读给工人听，认为可以，决定送请夏衍同志过目，征求夏衍的意见。那时，夏衍是文化部副部长。大约是1月下旬的一天，我拿了改动后的手稿到了文化部，上楼找到了夏衍的秘书徐帆，要求见夏衍部长。徐帆很热情，要我把稿子留下由他拿给夏衍部长看了再联系。正在谈话，忽然见瘦削的夏衍同志刚巧走过来了。于是，我就抓紧时间开门见山地把来意说了。我说：“考虑到使工人容易接受，也为了使篇幅短一些，我们不得已做了删改，很想得到您的支持，现在将改稿送上，请您审阅指正。”夏衍态度亲切，当时点点头，平静地答应说：“好，我看看。”
离别后，我心里有点忐忑不安。但过了一天，打电话同徐帆联系，徐帆带着喜气说：“夏部长看过了！同意你们发表。原稿上有很小的改动，马上派人给你送去。”
我当天很快收到了夏衍审阅过的《包身工》改稿。他在第一张稿纸头上，用粗粗笔触的蓝墨水钢笔字写了“同意”二字并签了“夏衍”的名及日期。尽管我删改得未必都恰当，他都没有计较，只在“请愿警”这个名词后，亲笔用括弧加了一个注解如下：“这是一个日本式的名词，在中国，一般叫作‘保镖’，旧社会有钱的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而出钱向反动政府雇用的警察。”一共四十八个字。这使我很感动，以夏衍的声望、地位和文字水平，以《包身工》这样一篇有定评的名作，我在“处理”时，常常感到删改是个难题，既怕改坏，也怕夏衍不同意，甚至还会生气冒火。但夏衍不仅慨然同意，而且还亲加注解。这种革命作家的风格与态度，岂不令人起敬！从我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的体会来说：有些比夏衍声望地位以及学识、文字水平差得不可以道里计的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字字珠玑地不让人动一个字，那思想境界和胸襟的高低真是相去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