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阶段，陈展有时在上海、南京活动，有时去苏北。他在上海的户口就报在我家中，在南京我将他报在凌起凤家中，得到掩护。在上海时，他在静安寺百乐门商场开了个书店作为掩护，还出了田涛的小说集《恐怖的笑》等书。我把我们家的亲朋好友有选择地给他作了介绍，便于他活动。有时，他要我给他做些寄发邮件、采购药品等事，我都不问究竟地去做。有时，他在旅馆或在沪西工人区居住，同我约会，找我帮着做些事情，我也总会准时前往。
多年后，他在革命回忆录中这样写过：
王洪溥就将我在南京的户口报在凌家，户主是凌铁庵，这样，我在上海和南京都有了户口，有了身份证，得到了方便和掩护，我同王洪溥之间思想交流的机会也更多了。
以后，很长一段时期，我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关于南京《新华日报》，由于国民党千方百计不“批准”发给“登记证”，还经常指使特务、流氓到中山路《新华日报》筹备处进行骚扰恐吓，到1947年3月，国共和谈破裂，筹备《新华日报》的同志随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新华日报》遂未能同南京人民见面，但这段斗争历史是令人难忘的。
我一直以商人面目为党进行地下工作，在上海时常住在王洪溥家得到掩护。后来，祝华同志以公开身份在上海马思南路107号周恩来将军公馆工作时，我们有时就悄悄在成都南路霞飞巷5号王洪溥家楼下见面。有时在天黑后，只听到楼下靠弄堂那间厢房的玻璃窗轻轻敲响三下，王洪溥就知道是祝华来了，马上去开门。但1947年3月5日，在国民党军、警、特全副武装包围胁迫下，周公馆的同志全部撤离上海。当天，王洪溥曾利用他的记者名片要去马思南路107号同祝华见面，代我传递信息，并表达一种告别的情意，但被军警阻挡未能见到。后来，当内战烽火燃烧时，他写过《怀念祝华》一文，当然那是发表不了的。
这里，陈展的记载有误，我去马思南路107号要见祝华，代陈展传递信息是3月3日，不是3月5日。此外，祝华在这之前有一天夜里来我住处，曾与陈展同将一包文件及契约交给我母亲收藏。这包东西我与母亲合计后，决定放在大衣橱底下（大衣橱下边的垫板是用螺丝钉拧住的，我们将螺丝钉拧开，把文件放进去，再将螺丝钉拧上）。这包东西直到上海解放后，才取出来交给陈展，转交祝华。
我在1947年3月9日写过一篇通讯特写，题为《上海滩的潮汐》，由上海寄发在3月25日的重庆《时事新报》上发表，文中有这样的文字印证：
三月一日政府令京沪渝等地中共办事人员限期一律撤退，从国共战事发生以来，双方不绝如缕的和平希望，至此遂演成正式破裂，苦闷得麻木了的人心，对于目前的中国情势，又能作怎样的想法呢？倒并不是留恋这一二百个中共的办事人员，只是对于正式揭幕了的残酷内战，对于中国未来的前途，因着和平的不能觅得，谁能够不忧心如捣！？谁能够不长叹欲哭！？
三月三日我去到马思南路107号中共代表团联络处，刚望见那一座三层楼的西式楼房时，两个武装警察拦住了我。我的记者名片，因为局势严重，并未发生作用。祝华、陈家康、潘梓年、华岗……都见不到！三月五日上午，他们一共三十多个人，全部登上了凯旋号车，由上海先到南京再转飞延安，为了和平谈判而成立的“中共代表团上海联络处”从今以后成为历史名词了，和谈已经死了！我回到住所，将去年夏天在南京参加中共记者招待会时，拿回来的政协文献、停战整军文献等，一齐丢掷在熊熊燃着的炉灶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自己的热情也死绝了！
北平深夜搜查户口捕捉居民的新闻，上海各报登载得不少。当苏州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后，上海更不能不风声鹤唳了！上海各大学教授陈望道、张志让、马寅初等66人响应北平朱自清等十三教授抗议当局的宣言，在三月八日也登遍了各报，吴铁城秘书长虽然在三月七日向记者宣布，保证上海不会有同类的事发生，但人心仍是惶惶，愿意这一个保证可靠吧！愿意上海安定，让老百姓苟延残喘活下去！
……的确，如果没有内战，谁能想象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模样！？而现在眼前的事实，却为我们带来了无数的烦恼，无数的痛苦，无数的愤慨，无数的怨恨。……回上海快半年了，心情从来没有像近来这么懊丧过！苦闷呵！苦闷得要爆炸！
三、他随时可能被枪毙
陈展一直以商人面目为党进行地下工作。后来，在我介绍下，他与我家一位经商的亲戚汪国华相识。当时，党办了个地下兵站“笙记行”，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楼上租了写字间，这写字间就在沙千里律师事务所隔壁。陈展是地下兵站“笙记行”的经理，他与汪国华合伙在上海秘密采购医药、钢铁、纸张、五金等苏北解放区急需的物资，秘密找通关节由上海运往苏北。陈展手中有空白信笺，上有曾山同志的亲笔毛笔签名。用这信笺，船只到苏北解放区后就是介绍信兼路条，他曾将信笺交我收藏保存。汪国华是个巨商，在上海商界颇有信用，在资金、采购、掩护上都能出力。地下兵站的工作本来一直很顺利，但到1948年深秋，地下兵站竟被敌人特务侦知，“笙记行”被敌人破获，陈展也被捕入狱，形势严峻。他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大牢受尽了酷刑。我得知“笙记行”被抄查，又怕特务来我家中抓人并抄家。我立即毁去一切会造成不利后果的书刊物件，并去与汪国华商议办法。
那晚下雨，我在楼下靠弄堂那间厢房里坐着，忽听玻璃窗上轻轻敲响三下。这是我与陈展及祝华（此时祝已撤离上海）等约定的暗号。我大吃一惊，忙去天井里开门，谁知门一开，雨中站着的竟是一个打雨伞的国民党的中尉军官，将我吓了一跳。他问：“你是王洪溥吗？”我点头说“是”，他马上说：“走，进屋谈。”我将信将疑、心情忐忑地将他带到厢房里，他突然说：“陈展让我来找你的！”我问：“他怎么样了？”他说：“上了重刑，但还不要紧。”我故意说：“他太冤枉了！怎么抓他的？”那上尉从袋里取出一包香烟，从烟盒里掏出一支香烟，在手上将香烟撕开，烟丝中有一个极小的纸卷出现了。他将纸卷递给我说：“你看看！”我忙去绿色的台灯下打开纸卷一看，只见纸卷上写着蝇头小字，确是陈展的笔迹。现在还模糊记得写的是：
“溥兄：我为将本求利运货去苏北被捕，现押警备部大牢。我是正当商人，实在冤枉。因触犯紧急治罪条例，可判死刑，望速请凌老伯与七姐救命。”
那中尉见我收到纸卷并看了，只说：“快想法救他吧！”拿起伞来就冒雨走到天井里了。我给他开了大门，目送他在雨中黑暗里远去（解放后听陈展说，这中尉是一个打入敌人警备部里的同志），心里五味俱全。我上楼将这事告诉了母亲，又去南昌路光明村汪国华家与他一同商量。当晚我就坐火车去往南京，找凌铁庵老伯和凌起凤（即陈展所说的“七姐”）求救。为救陈展，他们父女特地到了上海，找了上海各方人士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