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喷出了一口浓烟，冷然说：“这也难说，不过要紧的是两个因素：一个是东北情势的再转变，可以利用张汉卿产生作用；另一个就是张汉卿本身的转变。这两个因素关系汉卿的释放极大，而且缺一不可。为汉卿本身着想，他目前的遭遇并不能算悲剧，整个中国的现状才是正在炽热演出着的一个大悲剧。如果他逃出自己的悲剧舞台，而跃进中国大悲剧的舞台，那才真是一个道地的悲剧角色呢！”
时近傍晚，我告辞出来，穿过花园的树荫，踏上街道，火辣辣的太阳依然洒照在地上。
（本文刊于1947年7月25日上海《现实》杂志。文章题目所用的“权威人士”，即莫德惠。当时莫氏不愿用其真名，我采访时答应了发表不用他的名字。莫德惠〔1883-1968〕，1926年任奉天省省长，1929年任中东路督办。1938年至1945年任参政员，后为“国大代表”。新中国成立前去台湾，曾代“考试院院长”等职。我访问他时，他的老友、当年曾任东北铁路会办的老同盟会员凌铁庵先生在座。）
记忆中的胡适
1999年春，率大陆作家代表团到台湾去作文化交流，曾使我有一种似在梦中的感觉。五十年前台湾的一些熟识的前辈、同学、亲戚，大多数已不在人世，有幸见到的也已白发苍苍，自然免不了有一些感慨。老同学宗之珍女士，是已故的北大名教授宗白华先生的妹妹，赠我一件“礼物”，是1948年3月间我写的刊登在台湾《新生报》上的《访问胡适博士》一文。这篇旧作我早已佚失，看了自然又引起了我那段珍贵的记忆。胡适博士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客观存在”，研究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的学者不会不研究他的。我觉得哪怕只写了他的一点一滴，也自有其价值，所以就有了这篇回忆文章的诞生。
抗战胜利后，我由四川重庆复员回到了上海、南京一带，复旦大学也由四川北碚迁回上海江湾。当时，我还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1947年是三年级，1948年夏毕业），但带有实习性质地兼着三家报刊记者的名义。
那时，新闻系曹亨闻教授在上海办了一份《现实》杂志，给了我记者名义；新闻系王研石教授在重庆《时事新报》任总编辑，给了我“上海、南京特派员”（即特派记者）的名义；复旦新闻系比我早毕业的同学史习枚（歌雷）1946年去台湾《新生报》（日寇投降，中国对台湾行使主权后，《新生报》为台湾的省报）任副刊主编后，给了我一个“上海、南京特派员”的名义。这样，我用“王公亮”为笔名的记者名片上就有了三个头衔，但实际并不领取薪金，甚至稿费他们也常不付给。不过，进行采访倒是比较方便了，我当时满足于尝试做记者的滋味，并希望取得做记者的经验，就应他们的要求，努力采访并写作。虽然稿件一般情况下总是寄到立即发表，但稿件文字及内容有时也会遭到删改，甚至也有过发表出来的文章与写去的文章变化较多的情况。为这，办过交涉，只是用处不大。我为了不愿失去实习机会，也就迁就地干着。采访胡适博士，就是应重庆《时事新报》王研石先生之邀，也应台湾《新生报》歌雷之邀进行的。
我在采访胡适后，给这两家报纸各写过一篇人物专访稿，而且都发表了。《新生报》的一篇，1948年3月28日用航空信寄自南京，4月3日发表，题为《访问胡适博士》（就是宗之珍赠我的这篇）；《时事新报》的一篇，因王研石先生开列了些问题让我采访，故内容丰富一些。但重庆解放前夕曾遭大火，重庆《时事新报》存报难以寻觅，虽有热心友人代为寻找，至今未能觅到一份完整的报纸找到原文，颇为遗憾。只是，虽历经五十年，记忆犹在，采访的大致情况与问答内容都不可能全忘。前些年，我创作长篇小说《霹雳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曾写到过胡适，那并不是虚构或按照资料写的，那是根据我同胡适的接触及采访留下的记忆写的。
见到胡适并采访他是在1948年3月下旬至4月间。那时，在南京蒋政府举行了我们习惯称之为“伪国大”的“行宪国民大会”。我在会上见到胡适博士时提过些问题，也约定了时间对他进行过两次专访。所谓“行宪”，就是按照“中华民国宪法”“选举”“总统”及“副总统”，实行“总统制”。蒋介石在开幕词中说这次大会是“实行民主宪政的开始”，并说“从今以后国家的责任由国民政府交还国民大会”。4月9日，蒋介石向大会作施政报告，强调实行宪政，进行“戡乱”反共，并论及经济、军事问题。他承认抗战胜利以来，生产萎缩，经济失调，在军事上遭受重大损失，地盘缩小了等。胡适是“国大代表”，3月间，他由北平到了上海，开协和医学院董事会后，又到南京参加中研院评议会。在“中央研究院”二届五次评议会上选出第一届院士八十一人，人文组的二十八人中，有胡适。胡适当时就在鸡鸣寺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家住（傅也是人文组院士之一）。胡与傅的关系是极好的。据说1945年9月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的令文正式发表前蒋介石曾属意于傅斯年并征求过傅的意见。傅对胡适一向尊重和信仰，向蒋力荐北大校长非胡适莫属。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等也有这建议，胡适遂走马上任。
对学者、院士、北大校长，对有广泛影响的胡适，我本来是比较敬重的。我一向关注着他。但胡适当时很反共，有机会就要骂几句共产党，内战是国民党发动的，他却总是要共产党放弃北方。在抗战胜利后审讯周作人汉奸案过程中，他写证明帮周作人的忙，引起舆论界的批评。头一年元旦，在北平各机关新年团拜会上，他大肆吹捧“制宪国大”，说国民党所定的那部“宪法”是“世界上最合乎民主之宪法”。在美国兵皮尔逊强奸北大女生沈崇案上，学潮如火，他反对用罢课方法干预政治。他常强调学术独立，可是对蒋介石有好感，蒋很想把他拉进政府。有的报上说这是“想往大粪堆上插一朵花”。他拥护发布“戡乱动员令”。我更清楚记得头一年秋天，冯玉祥从美国给胡适写过一封信发表在北平《世界日报》上，因为胡适攻击冯玉祥带了“四百人在美考察”、“领津贴六十万美金”。这当然不是事实。结果，冯玉祥提出质问后，胡适写信给《世界日报》更正道歉……这些事累积起来，在我心目中对胡适博士不禁就形成了一种看法。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在“国大”开会期间见到胡适博士并采访他的。
我在会上见到他并与他约定时间向他进行采访时，问过一些问题，他都作了解答。例如当时蒋已当选“总统”，我问他对这次“国大”怎么看。
他眼珠在眼镜下转动，答非所问但也未完全离题地说：“我觉得蒋先生在近年的中美英法苏五国几个大巨头里，他的环境比别人艰难，本钱比别人短少，故他的成绩不能比别人那样伟大，这是可以谅解的。他做总统很好……”
我问过他：先生对副总统竞选支持谁？
他说：中国的事由武人包办，东一个General（将军），西一个General不好，副总统最好来个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