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记者身份参加过公审，首次是在1947年2月6日的下午（公审他先后一共五次），地点在南京励志社大礼堂。那次公审，法庭上摆了一排从中华门外金陵兵工厂后山等处挖出的骷髅面对着战犯谷寿夫。谷寿夫开庭后被传上法庭，精神颓丧，步履蹒跚，有时还咳嗽，同我在拘留所见到时已大不同。估计他已自知罪孽深重难逃罪责。谷寿夫面对许多骷髅朝着军法官在庭上狡辩，总是反复说：我是军人，奉命来华作战，不能不来，不应负破坏和平及支持侵略之罪。又说：我的部队在驻防期间，防区内未发生过屠杀、强奸、抢劫等事件。如有暴行，应由驻防警备司令部负责，我不应负责，等等。可是，中国的一些幸存者出来做证，当庭脱衣露出被刀砍刀刺的伤痕作血泪控诉，也有外国证人提供了证据（当时，在一次公审时放过外国人拍摄的关于屠杀的纪录片，但我未见到）。谷寿夫部队驻防地的“万人坑”中挖出的尸骨上均有刀砍刀刺等痕迹，南京大屠杀中日军自己拍的屠杀照片中，军人的符号是第六师团的。检察官陈光虞那天戴着一副墨镜，义正词严地当堂驳斥谷寿夫的狡辩。会开得很长，旁听的人群情激愤，有时会场上保持不了安静。这时，日本东京审判甲级战犯仍在进行（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二十名甲级战犯起诉，此后花费两年零六个月时间，开庭四百二十三次，有四百一十九名法庭证人，七百七十九人宣誓供述，1948年11月12日宣判结束，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东条英机七人被判处绞刑。其中松井石根被判死刑是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谷寿夫罪恶滔天，理应处死，但由于法律程序，仍得慢慢来，许多旁听者都对杀人魔王恨之入骨，希望快点宣判。我也是这种心理。
宣判那天，我也去旁听，那是3月10日下午。判决书的大意是：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事实昭彰，证据确凿，处死刑。宣判后，过了一个半月，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亲自签批了战犯谷寿夫死刑的代电。于是，4月26日中午，谷寿夫在南京雨花台被执行枪决。那时的中华门、雨花台一带，十分荒凉萧条，南京遭大屠杀后元气尚未恢复。谷寿夫被押赴雨花台刑场前，曾写了遗言给他的妻子梅子告别。那天，他穿着黄色军便服，但执行死刑前，要求换上黑呢制服，穿上黑色皮鞋，并戴上礼帽，由卡车押到雨花台。雨花台曾是谷寿夫率第六师团驻扎并大肆残害中国百姓的地方，观看他被执行死刑的人，真是人山人海，都远远在周围坡岗上找个地方站着看他被枪毙。我也在人群里，仅见宪兵挟他下了卡车，很快只听枪声一响，还没看清楚，谷寿夫已仰面躺倒在地了，立时响起掌声和欢呼声，周围群众大快人心。当然，群众还是不满足的。南京大屠杀太残酷了，枪毙一个中将师团长谷寿夫，人们的心态是平衡不了的！
南京大屠杀谁该负责？谷寿夫当然罪不可逭，但他只是一个中将师团长乙级战犯。松井石根是日本华中方面军总司令，作为甲级战犯被绞死，自然毫不冤枉。朝香宫鸠彦王身为驻南京之日军最高指挥官，理应战后处以极刑，由于是日本皇室竟逍遥法外，实是对公理与正义之莫大违背。值得提出的是日本天皇裕仁。日本重大问题之最后决策均操诸天皇之手。裕仁对进攻南京极为重视，支持军部及内阁之主战派扩大对华侵略战争，密切注意南京战事之进展。朝香宫鸠彦王是他在攻打南京时派去的司令官。南京大屠杀后，他亲自召见松井、朝香宫及柳川平助，对于攻克南京予以嘉奖，并赐礼品。他对南京大屠杀应负的责任远远大于受他奖勉的那三大战犯。但东京审判时，美国麦克阿瑟包庇裕仁，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纵容了部分战犯，维护了日本一些法西斯反动势力，可气可叹！
四、驳《“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比奥斯维辛集中营发生得更早的大屠杀是在1937年12月开始的南京大屠杀。日寇投降后，历经两年零六个月取证及审讯，到1948年冬宣判的东京审判，其实已为这段历史做出了结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由中美英苏法等十一国组成的正义审判法庭，但日本的一些右翼反动分子却处心积虑地想为侵略战争辩护，时至今日，仍在对供奉靖国神社的战犯顶礼膜拜。
正是由于日寇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太严重了，有些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战犯受到了惩处，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受到了揭露，所以，从70年代开始，一些日本右翼分子就开始妄想否定南京大屠杀。日本作家铃木明等人就胡说南京大屠杀“缺少真正的资料”，是“虚构”的。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材时，又有人妄图借机将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抹去。1983年以后，以日本拓殖大学讲师田中正明为代表的少数人，又大造舆论，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尤其是田中正明，竟写了《“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出版。此书由日本教文社出版后一版再版。田中正明对铁证如山的南京大屠杀，采取了偷天换日、诡辩、歪曲及无视事实的卑劣手段予以否认。他的言论极其荒谬。
他说：当时各国驻南京记者多人，“没有人说看到过大屠杀”，日本国内许多人也未听说过南京大屠杀，因而大屠杀之说不能成立。其实，他是说谎。当时日本及其他国家的记者都曾报道过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例如，1937年12月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就刊登了紫金山下日军两个少尉野田岩与向井敏明用刀比赛杀人的通讯及照片。不过，由于当时日本控制舆论十分严格，日本记者的文字报道及照片，皆须经过检查，许许多多是不让报道的，因此日本国内有的人无法知道也很自然。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列（H.J.Timperley）曾报道日军的屠杀奸淫抢劫行为。1938年3月，他就编著过《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认为日军南京暴行是“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现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此书是郭沫若写的序）。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特派记者杜廷（F.T.Durdin）是首先发出电稿报道南京大屠杀消息的记者。1937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的封面大标题为“南京强奸事件”，小标题为“日军陷南京，屠杀两万人！”因此，世界舆论大哗。此外，南京外国侨民代表组成的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成员美国牧师约翰·马吉（JohnG.Magee）拍摄有日军暴行的照片及纪录片；美国贝茨博士（M.S.Bates）和史密斯博士（LewisS.C.Smythe）（写有《南京战祸写真》）等也都曾到东京做证。当时，德国是日本的盟友，但德国驻南京代表向本国外交部写的报告就说：“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德国人拉贝（1882-1950年）南京失陷时供职于德国西门子公司，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一度是德国纳粹党南京小组负责人，他有日记及许多详细的文字资料和当年的现场照片等等，足以证明南京大屠杀之存在。拉贝的日记从1937年9月开始，一直到1938年4月他回柏林为止，连续写了六个月。这段时间正是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期，他的日记详细记录了五百多个惨案，详尽地写了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后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军民集体屠杀、砍头、活埋、水淹、火烧和奸杀等罪行。日记里还包括其他几位德国人亲眼所见的日军暴行。作为日本盟国德国的一个公民所写的私人日记，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拉贝1938年回德国后，曾向希特勒提交南京大屠杀的报告，但因德、日为盟国，德国当局禁止他发表在南京的所见所闻，他甚至一度被盖世太保逮捕。拉贝于1950年逝世后，日记、资料由家人保存一直未公开，直到1996年12月12日才由其外孙女在美国纽约公开，除了日记，拉贝还有日寇南京暴行的许多照片。
南京大屠杀后，有当时南京守军营长郭岐写的《陷都血泪录》，1938年8月连载于西安《西京平报》；有当年南京守城部队军医蒋公毅以日记形式记载的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2月27日目睹的日军暴行，于1938年秋出版；有南京沦陷时在某文化机关做职员的李克痕在1938年6月逃出南京后写的《沦京五月记》，1938年7月连载于汉口《大公报》；有《武汉日报》记者范式之采访了逃离南京的两个同胞后写的《敌蹂躏下的南京》一文，刊于1938年的《武汉日报》；有一个被俘士兵（佚名）从南京死里逃生后写的目睹日军暴行记录《京敌兽行目击记》，刊于1938年2月7日汉口《大公报》，等等。田中正明等有一个论调是：像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个重大事件在当时报刊书籍中完全没有出现，属于后人编造。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
田中正明在《“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中，将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大战犯松井石根奉若神明，引用了大量的松井日记证明根本不存在一场大屠杀。为此他在引用松井的《阵中日记》时，故意大量进行了篡改，成了丑闻（据有人统计，篡改处达九百处左右）。实际上，在东京审判时的松井石根却比他的老部下田中正明坦率（田中正明1911年生于长野县，毕业于兴亚学塾，经大亚细亚协会兴亚同盟应召入伍，曾随同松井石根赴中国演讲、旅行，兜售“大东亚共荣圈”理论，后来参加过侵华战争）。曾任日本驻华大使的罔崎胜南在东京法庭中供认：“南京事件后曾与松井谈话，松井说‘无言可以辩解’。”在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执行前，松井对巢鸭监狱的教诲师花山信胜说：“南京事件，可耻之极！”
（本文刊于2002年第3期《社会科学研究》）
宁死不屈的“圣女”
——悼南京大屠杀中反抗日军暴行的李秀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