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一次同赵先生见面交谈，是1949年春节后的一个晚上，我到《新闻报》馆去看望他，主要是将他借给我看的一本著作《伦敦来去》还他。记得那天他快要上夜班了，吃过晚饭了，我们在《新闻报》馆楼上的一个小会客室里只谈了不到半小时。那晚，他说：“你做助教可惜了！其实你做个特派员（记者）是出色的。假如以后有机会，你来《新闻报》行不？”但又说：“不过，现在局势动荡，以后的事谁知道！”《新闻报》当时销量第一，影响大，条件好，待遇高。他这样说，我表示感谢，说：“谢谢先生关心！”在我的印象中，他的思想倾向是很好的。例如当时《新闻报》的副刊，他是请田汉等进步人士编辑的。他同我谈话，使我感到有平等、亲切的感觉。接着谈到形势，当时，淮海战役1月间已结束，杜聿明被俘。天津已解放，北平傅作义接受了和平改编。蒋介石被“引退”，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他说：“国民党太失人心，没有前途！”又说：“国民党想‘划江而治’我看办不到！”他还幽默地说了两句话：“文官武官都要钱也要命，百姓不会拥护这种政府的！”说话时他笑了，我也笑了！
本来可能还会谈一些，但忽然他的夫人谢兰郁女士急匆匆来了似有什么事，我就起身告辞。谢兰郁女士当时属于社会名流，听人说，抗战时期她就热心妇女慈幼工作，是社会活动家。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师母，她仪表好，穿着也讲究，彬彬有礼。我同他们握手匆匆离开，但未想到这竟是见赵敏恒先生的最后一面。
我第一次见到赵先生，是在上海江湾复旦大学的课堂里。那是1946年暑假后开学上课的时期，我选了赵先生的“时事研究”课。复旦大学新闻系用当时新闻系一位同学的话说，是“大招牌很多”、“招牌又大又亮”！例如：陈望道、萧乾、赵敏恒、曹亨闻、舒宗侨等都是招引学生的大“招牌”。赵先生有过《伦敦来去》《新闻圈外》《外人在华新闻事业》《采访十五年》等著作。这本《采访十五年》，在学生中是影响很大的，我找来读后，增加了对他的了解，书中他采访的实例，使我很感兴趣，而且产生了一种崇拜感。
他来上课，每周三节课三小时都是排了一上午连续的；一辆黑色“别克”轿车总准时把他送来，从不迟到。因为总编辑要值夜班看稿审标题看版式和清样，熬了夜再来上课，他脸上总有疲劳的神色。他总穿西装，秋凉后外加大衣，领带雅丽。人健壮，常带笑容，身体是敦实的，仪表伟岸，极有教养。但由于疲劳，有时就突然对大家说：“对不起，我昨夜工作到天亮才结束，也不敢睡了，请允许我吸支烟吧！”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扁扁的金色烟盒取出支香烟含在嘴上用打火机“啪”地就点上了火！他深深吸了一口烟，又说：“对不起！”但烟只吸了大约三分之一，他就揿灭了！事实上，大家都很同情他。但在课堂上有吸烟这种事的教授也就他这么一个熬夜班做总编辑的人。正因为疲劳加上话谈多了，他有时候口中会有痰出现，影响讲课，这种时候，他就掏出袋中早准备下的小毛巾，对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将痰吐在小毛巾上折叠后又收回袋中。
他是江苏南京人，说话带南京口音，但英语极好，他来上课，从不点名，但教室里却总是坐得满满的，外系来旁听的学生特多。同学们说他讲课是开“新闻发布会”。他1904年生，1923年毕业于清华，1924年赴美留学上密苏里新闻学院，1926年转哥伦比亚新闻学院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任英文《北京导报》副总编，1929年受聘于英国路透社任驻南京特派员，后任南京分社社长。1938年起任路透社远东分社社长，1945年春辞去路透社职务，任重庆《世界日报》总编辑。1945年8月，在上海任《新闻报》总编辑和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他既有广泛的深厚的学识和知识水平，又有新闻实践和新闻来源，所以他讲课深受好评。
赵敏恒先生出名在采访报道方面有五个“第一”：他是第一个报道“九一八”事变的记者；第一个报道南京藏本事件的人；第一个报道国联李顿调查团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秘密报告”的记者；第一个报道“西安事变”的记者；第一个报道二战中“开罗会议”的记者。
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赵敏恒先生都是一个有国际影响、世界影响的中国名记者，是一个爱国反侵略的中国名记者！
学生时代，我同赵敏恒先生接触的机会不少，也偶有谈得较深的时候，他上完课，每每大家见他很疲劳却总不想就让他走。问他问题的，希望他多谈些的人都有。他虽不点名，但记性很好，你同他讲话或谈话，他问了你名字，以后就记得了，他说过：“做记者必须要有这种本事，见面就不忘，问了名字就记得你！”
我向他借书看，他答应了就不会忘记，下次上课准把书带来给我。他说：“做记者是应该讲信用的！”讲课时，有些话我至今记得（因为我从前有天天记日记习惯，直到“文革”中全部日记被毁而且日记中有些话被作为“反动言论”歪曲，我才改掉了天天记日记的习惯）。
例如他劝我：“要学好一门外文！”
他说：“做记者必须要有渊博的知识，要多读有用的好书，多看中外各种报刊，研究和比较。”
他说：“要练出一支不同寻常的又快又好的笔，笔是记者的武器！”
他说：“做记者要有善于同各种人交流的本领，但千万不要同坏人、特务交往！”
他说：“做记者要有所写有所不写，要有所为有所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