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知道他是民主党派——中国民主促进会江苏省委的常委，又是江苏省政协委员，并且参加了江苏作协的活动。但当时批判“鸳鸯蝴蝶派”的矛头也连带指向着他。听说他生活得并不顺心。其实，“鸳鸯蝴蝶派”是一个以主张文学的娱乐性、消遣性为标志，在旧中国文坛上发生过较大影响的文学流派，不该一棍子打死。作为现代文学发展长河中的一段波浪，它也代表着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文学动向。这种作品对于当时社会某些阶层的思想面貌、社会心理、风气习俗、世态人心的反映，为我们认识当时的现实和非革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直观文学资料，是当时群众的一种需要，也是构成现代文学这幅画面上不应缺少的一个部分。“鸳鸯蝴蝶派”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被批判所列入的名单中各人情况不尽相同，也有高下之分、清浊之分、雅俗之分，一律予以否定恰不恰当也是一个问题。用简单化的方法将扩大化的作家名单列入这个流派，予以简单化的粗暴批判，既不令人心服，也不令人感到妥当。程小青实际是我们中国翻译、引进、创作侦探小说这个品种最多、倡导侦探小说最有力，被称为“中国侦探小说家”之“第一人”的一位作家。他还是以比较认真的态度对侦探小说这一样式，下功夫作过一些理论上的探求和阐述的人。所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知道他调离学校，让他去专业写作，我认为是很对的。他终于中止了搁笔，先后写了《大树村血案》《她为什么被杀》《生死关头》《不断的警报》等小说，走的仍是侦探小说、惊险小说的路子，目的是想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公安战士同暗藏的阶级敌人英勇斗争的生活。此外，我在《人民日报》《文汇报》《雨花》等报刊上，也读到过他写的散文、杂文，这使我很为这样一位老师高兴。我在有一年的春节曾给他写过一封信贺年，也收到过他的回信，从信上看，他的情况是不错的。
我是1961年夏季从北京去山东工作的。自己生活不安定，那个时期人际关系也不正常，讲什么友谊甚至师生情谊都似乎是不对的。于是，同程小青先生既未通信更未联系。1966年“文革”开始，作家几乎无例外地一律都倒霉，我当然也受冲击。在自己倒霉时也常想起程小青和范烟桥两位老师。直到1972年秋季，我被解放，携两个女儿去江南探亲访友，到苏州后，打听程小青和范烟桥两位老师的情况。有人告诉我：范烟桥同周瘦鹃这些苏州名士文人，早已“斗倒斗臭”，有的斗死有的自杀了！问起程小青则说：“早不在苏州了！”再想打听详细情况，竟打听不到。我那次去苏州，是怀着怅然若失的心情离去的，真是“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了！
若干年后才知道：程小青先生1962年就离苏州去北京居住了，似乎仍用的是“程辉斋”的名字。1976年10月12日在北京病故，终年八十三岁。“文革”中程先生遭遇如何？弄不清。他逝世时，正是“四人帮”被逮捕覆灭之后六天。
（本文刊于2004年8月16日《今晚报》）
我为陈望道当助教
陈望道，我国著名学者、教育家。1920年初翻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中译本《共产党宣言》。1923-1927年任上海大学教务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长，华东高教局局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上海哲学社科联主席，上海复旦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常委。1977年10月29日病逝。
一、“好学力行”
望道老师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任系主任先后近九年（1941年9月至1950年7月），其中前一半时间在四川重庆北碚夏坝，后一半时间在上海江湾。他倡导民主办学，把“宣扬真理，改革社会”作为指导原则，要求学生“好学力行”，将这四个字作为新闻系的系铭。
他平时对时间十分珍惜。夏坝离风景优美的北温泉很近，但假日也未见他去游览过。他总是在忙着做他的工作和学问。他不是一个哗众取宠爱出风头的人。他不显山不露水。我在复旦上学时及以后做他的助教时，未见他有慷慨激昂的演讲，也未见他有剑拔弩张的气势，但解放战争时期，他于沉静中见凝重，于风浪中定方向，他反对当时的统治者，反对内战并心倾革命，使人对他总是产生信任感和尊敬感。
在大学一年级时，我选了望道老师的“逻辑学”和“修辞学”两门课。“修辞学”的课本就是他的名著《修辞学发凡》。他写作这部书的态度十分严谨，再版时一再修订。我1948年开始做他的助教时，他从未用私事支使我，但却要我在平日阅读中帮助他收集一些好的关于修辞方面的例子提供他修订时参考。为一个例子有时要同我“探讨”许久，使我深感他治学之用功。
望道老师的一笔字很有功底，板书尤其漂亮，写得快但决不潦草，端正灵活，圆润醒目。他讲课的特点是条理十分清楚，安排得很从容，讲得比较平和，从不声嘶力竭。但在平稳轻松中使人感到他胸中的学问渊博，一切都游刃有余，确是“肚里有一车水，才能授学生一杯水”。逻辑学和修辞学有些部分是很枯燥的，他却讲得引人入胜，足见功夫之深。
他当时住在复旦东阳镇上，寓所名为“潜庐”。当时东阳镇没电灯，一条小街只有十来间小商店，外加些破旧的民居。他生活简朴清苦，住处也简陋，有次夜间，我陪同学去看望他，见他在黑黝黝的屋里点着一根烛光，在看书，烛光不亮，他弓着身子，看得很专心，烛光映着他消瘦的面孔和斑白的头发，那种学者风度，像幅油画似的印在我的脑海，迄今也未消失。
二、需要虚心，不要狂妄
我在复旦大学上一年级时，当时复旦的副校长郭任远教授从美国回来，开了一门选修课“科学方法”。这门课不能由学生自选而是由他自己挑选一些学生上他的这门课，我也入选了。郭教授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在复旦的地位与众不同。他上课时，校工早早替他搬来藤椅放在讲台上，助教先来点名，一位女秘书坐在第一排为他做记录。他上课讲英语很多，一口闽粤音的普通话十分费解。比如“一只兔子四只脚”，他说出来变成了“一只桌子是在躲”。我听了两节课，感到得益不大，就有意逃课。那天，在教室走廊上碰到望道老师，他忽然问我：“你怎么不去上课？”我如实回答：“科学方法这门课一点儿意思都没有！”望道老师马上毫无笑容地批评我说：“你还没有资格这样说！你刚是一年级的大学生，现在需要的是虚心，不是狂妄！我劝你快去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