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泣了短暂的一会儿，王老师止住了流泪，忽然说：“作楚囚对泣容易，就是讲完了这篇课文，懂得了应该去光复神州而不应当相视流泪的道理后，我们也仍是不禁要泣下。但哭没有用！同学们，记住今天我这最后一课讲的话吧。也许，今后我不会再来教你们的国文了。谁知道会不会派日本人或汉奸来给你们进行奴化教育呢？但你们只要记得曾经有一个五十八岁的国文老师给你们上过这样一堂课，那我也算没有白教你们这些学生了。”
我心里火辣辣地发热，真想上去热烈拥抱老师呀！战争和刀枪能毁灭许许多多东西，但不能毁灭美的思想、美的人和事；侵略者能用铁蹄占领中国的土地，但他们想征服中国人的心那是妄想！
王老师要下课走了。他用粉笔擦去了他写的“新亭对泣”四字，但仍保留着黑板上的所有“最后一课”的字样，用一种依依不舍的声调说：“同学们，再见！下课。”
平时，老师来上下课，总是由班长喊：“一——二——三！”“一”是学生起立，“二”是向老师鞠躬，“三”是老师还礼后学生坐下。今天，班长没有来。上课时，没有人叫“一——二——三”，此刻，我忍不住忽然起立，代替了班长高叫：“一——二——三！”
所有学生，一同肃然起立，向老师恭敬地鞠躬，目送着王老师飘然走出教室。
我见王老师瘦削的背影已从教室门口消失，我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拿起课桌上的课本、练习本大步追了出去。
我在下楼梯的地方追上了衣衫褴褛的王老师。高叫：“老师！”快步走上去。王老师慢慢回过身来，瞅着我，立定了脚步，脸上似乎是问：“什么事？”
我鞠了一躬，将一本练习本翻到空白处，递了过去，恳求地说：“老师！请给我留几句话作纪念吧！”我本想告诉老师，我将来可能会离开“孤岛”到大后方去的。但话到嘴边，咽住没说。
王老师从长袍胸襟上取下他插着的一支黑色旧“新民”钢笔，在我的练习本上，用流利的钢笔字写了两句话：“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然后，写了“王洪溥同学留念”，在下边签上了名，转身下楼去了。
俞伯良从后面走过来，追问：“你在干什么？”
我将手里练习本上王老师写的两句话给俞伯良看了。
俞伯良一跺脚说：“唉，我怎么没有想到呢？我也要找王老师写几句！”话音刚落，他已经“通通通”地下楼去追赶王老师了。
我独自下楼。走出慈淑大楼时，看到街口已有横枪站立、面目狰狞、穿黄军衣的日本陆军在放哨。街头上出现了刚张贴的“上海方面大日本陆海军最高指挥官”署名的铅印中文布告。围观的人很多。我挤上前去看，布告上说日军进驻公共租界，是为了“确保租界治安”，等等。这当然都是日本侵略者的鬼话。日本侵略者是攥着杀人的刀枪、戴上不动声色的假面具在攫取“孤岛”了。
时光流逝，一晃几十年过去，但我所经历过的“最后一课”，印象始终新鲜。当年我所尊敬的老师一定早已作古，当年的同学也都不知在何处。但看到我们的祖国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威望，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初步繁荣昌盛，每当回忆起这些辛酸痛苦的往事时，就更有一种无比的欣慰充塞心头。
在日寇铁蹄下的“孤岛”生活，常引起我许多难忘的回忆。日寇海军陆战队在南京路上耀武扬威的情景我也始终印象鲜明，但日寇的军队后来很快又退出了租界，并且开放交通，恢复生产和市面，让上海公共租界基本在表面上维持了日军占领前的状态。其原因是日军岗哨林立，租界人心惶惶，生产凋敝，市面衰落，日寇感到要一个死城一样的上海背上大包袱不合算，维持原状，保持上海“国际都市”的外貌对日本有利，日寇是想用“王道乐土”的精神来麻醉上海人，免得以侵略者自居引起上海租界市民的反抗和反感。日寇司令部当时张贴布告说如有政治恐怖事件发生，日军可以进行封锁，可以拘捕人质。日本又查封商务、中华、开明、世界、大东五大书店，派出大批鹰犬检查各级学校教科书，汪伪也根据敌伪需要重编教科书。为了节电，商店霓虹灯取消了，马路上的红绿灯取消了，公共汽车和电车傍晚六点就停驶了……无论日寇用什么手段掩饰，上海也是在铁蹄践踏下的土地，是屠刀宰割下的俎上之肉。我上的东吴附中，不能继续办下去了。一批爱国的老师出面组织了一个“正养补习学校”，让我们可以继续攻读，不受奴化教育，但给我们上最后一课的王佐才老师，从那时就不知何处去了！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