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二次到香港，是在父亲因为抗日在船上突然失踪后，与哥哥宏济同到的香港。香港离我上次离开仅仅一年零几个月，表面上没什么变化。但父亲谜一样的去世，使我的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处境大不相同。杜月笙安排我们住在德辅道附近的一家“海陆空”旅馆，虽不豪华，也算洁净舒适，但周围环境比较热闹嘈杂。确实有人安排了我们的生活。本来，“芝沙连加号”上有父亲和我们的箱子衣物，荷兰轮船公司在父亲出事后，不肯将箱子等物品发还我们。这时，全部由杜月笙的人给我们领取送来了，也有人叮嘱我们外出要小心等。但我们当时不太了解特工工作的险恶，并不警惕，幸亏也未出事。我们经常就去街边的排档摊吃点炼乳、面包或者云吞、牛丸等当饭。父亲不在了，在香港就感到有一种漂泊、穷困的心态，逗留的日子不长，对世态人情却懂了许多，对人生况味也知道不少。
在香港，我总是会想起与父亲第一次同在香港时的那些事，在杜月笙处同杨老伯分别时，他告诉我：“蔡元培先生身体很不好。”又问我：“你还记得我陪你父亲带你去看蔡先生的事吗？”接着，个把月后我就在报上见到了蔡先生在香港病故的消息。记得后来读高中时，我曾找了他写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阅读，增加了对他的了解，并对北京大学有了憧憬，只是以后考大学时，选了复旦大学新闻系，未圆北大之梦。
这第二次到香港，巧的是见到了许地山先生。我那时熟悉他写的那篇短小而朴素无华的佳作《落花生》，也知道他的笔名就叫“落花生”。并读过他的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那时，在香港皇后道上的“宁波同乡会”楼上，正举办着一个有关支援抗战的摄影展览。我们有个本家哥哥名叫王琪的在那里帮助工作。我和哥哥去找他时，看到一个相貌堂堂，黑发、八字胡下留一绺黑须、戴黑边眼镜的人，穿灰长袍，由人陪同在看展览，边看边同人谈话。他被几个人簇拥着，给我一种典雅温文、学者气质的印象。王琪说：“这就是许地山，‘落花生’。”许地山那时是香港大学主任教授，碰巧见他一面，也是一种缘分。他在我见到他的第二年就因心脏病突发在香港逝世，葬在薄扶林道的中华基督教坟场，好像还不满五十岁。
哥哥和我从香港回上海后，他取道浙江去了大后方重庆。我1942年也绕道经苏、皖、豫、陕入川，历经种种艰险去到大后方。
光阴流转，父亲当年在香港的那些朋友早已失散，我再见到过的只有杨老伯。他后来很快离开杜月笙到了重庆。可能由于对当时大后方的种种不满，他宣布脱离政界。抗战胜利后，他思想倾向进步，营小屋在上海及苏州颐养天年。他有亲戚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我在20世纪50年代初由上海去苏州专程看望过他一次。他生活简朴，居处小而雅洁，身体瘦弱，人已更老，使我有沧桑之感。我带了水果、点心之类表示敬意，他握住我的手就像第二次我到香港在杜月笙高罗士打行办公处他攥住我手一样。谈起当年香港往事，他莞尔笑笑摇头，未曾明说什么。他不信佛，但桌上有尊佛像，似早已看破红尘。我后来调往北京。他1958年安然病逝于苏州。我以未能去见最后一面为歉。但他脱离政治对人生的那种超脱，使我想起就会感到一种禅意。
关于父亲，当时《大公报》有评论曰：“他摆脱敌伪囚禁，冒险逃出魔窟，用行动表示抗日决心拆穿了敌伪想盗用他名义装饰门面的可能手段。当时，汪精卫正在筹建伪政府要演出还都南京的丑剧。王开疆先生以他壮烈的死，给日寇和汉奸们一个巨大的打击。”
失去父亲后，想起父亲，我就会想起香港；想起香港，我又总会想起父亲。1999年春，我已是白发苍苍七十五岁，率大陆作家代表团一行十六人到台湾访问并参加两岸文化交流。来回都路经香港，但行色匆匆，不能多停留。这是我第三次到香港。这时的香港，回归祖国已经快要两年。它是一个“特别行政区”。我在香港会展中心金紫荆广场前飘扬着国旗和区旗及金色大紫荆花雕塑旁摄影留念。忆及往事，面目似有点熟悉而又非常陌生的香港，使我百感交集，香港较当年更繁华了，香港变大了！香港的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般地矗立着。而中国的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再加上150多年的英国殖民历史，使整个城市呈现出千姿百态、生生不息的时代动感。人和车，那么多；购物的商场，那么多；餐厅酒店和大宾馆又那么多……中环一带，成了“香港的曼哈顿”，气派最大，它既是港府和立法机关的所在地，又是商业金融中心。湾仔和铜锣湾成了“全天候”的商业繁华区……连过去那么熟悉的维多利亚湾我都似乎生疏了！湾水也不像当年那么翡翠似的蓝净了！我们从漂亮的新国际机场出来，是坐汽车经过海底隧道到香港的，并不需要坐海轮过渡了！往事并不消失，想起当年少年时在香港的种种，想起随父亲见过的那些人和事，我说不清自己胸中翻动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复杂感情。忽然想到韩愈的一首感怀诗：“忆作儿童随伯氏，南来今只一身存。目前百口还相逐，旧事无人可共论。”不禁有怆然涕下之感。
我后来在由台湾回来途经香港时，傍晚时分挤时间独自雇了一辆“的士”直奔香港仔，目的是寻找当年那次难忘的送别宴时的回忆。但到了那里，一切均已陌生，找不到旧时痕迹，水天茫茫，留下的只是我心中在作祟的伤心感觉。那夜的绍兴酒香，那夜的歌声激昂，那夜父亲的慷慨讲话和表情以及他伟岸的身影……都跟着光阴远远流逝了！
时间真是一个可怕的杀手呀！
它会使一个时代消失，使一个地方巨变，使人的记忆随着人的老化和死亡变为乌有。从那时开始，我就决心用文字把我对香港的回忆记录下来！哪怕是支离破碎的也好……
（本文于2007年春至2008年秋在香港《海岸线》杂志上连载，后又连载于2012年《山花》杂志第11-12期）
走过中原“人间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