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为了讨好日本主子，实现“吸引中国一半高级知识分子拥护其政权”的妄想，便使用恐吓、逼迫、绑架、欺骗等卑劣手段，盗用了一些有声望者的名字，制成一张比较漂亮的名单以装门面。1939年，他们在召开伪中央全会时，背着父亲，把父亲的名字列入了汪伪中委之列。父亲对被盗用名义痛心疾首，无比愤恨。有一天，我在园子里玩耍（因为我被视为孩子，所以比较自由），不经意间，竟渐渐走到汪精卫住的那幢房子跟前去了。我看到房子前面有一群人在摄影，汪精卫也在里面，拿摄影机的是褚民谊。我转身想走，汪精卫却看到了我，就命一个副官叫我过去。汪精卫问我是谁，边上有一个人告诉了他。这时候褚民谊等人进屋去了。汪又问我：“你爸爸呢？”我没有回答，他突然摸摸我的头也进屋去了。我感到有点气愤也有点受侮辱，立刻跑回了楼上。过了一会儿，一个副官送来一张两千元的支票，说是汪主席叫给小弟弟买糖吃的。父亲愤怒地把支票退了回去。我便把白天在花园中的事告诉了父亲，我们都感到无比气愤。那时候两千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而“76号”特工总部的开支，每月竟达二百几十万元，我们房间里地毯都是丝绒的，其奢侈可以想见。
大年初一秘密潜逃
其实，父亲和家中的大人们早已在策划着我们父子三人的出逃，只因我和哥哥年纪小，父亲不可能对我们说。以后我才知道，对外接洽统由我的堂兄王洪治包办。他选择了除夕夜汉奸们狂欢后，在黑甜乡里高卧未起之际，买通了佣人，而大门口的卫兵，向来对里面出来的衣冠楚楚者是只敢敬礼不敢过问的。
真得感谢上帝，1940年2月姗姗降临后，我们的时机终于来到了。这一段时间内，堂兄和外界取得了联系（这儿所指的外界，是国民党青岛市党部主任委员葛覃以及吴开先的部下们）。2月7日除夕晚上，知道了次日有荷兰邮船“芝沙连加号”到香港，堂兄就去买了船票。大年初一前后，敌伪防卫果然松懈，确实是一个脱逃的好机会。天方拂晓，父亲就已起身，片刻后堂兄来了，唤起哥哥和我，就叫我们穿上大衣，并悄悄说：“我们今天出去，不要多说话。”我们有点诧异也有点惊恐，但未敢多问。父亲开了门，戴上呢帽，我们跟在后面，下了楼，没见一个人，便迅速地走过了花园和日本宪兵队部，出门时卫兵果然还向我们敬了礼。我们快步走到了静安寺，坐上了预停在那儿的黑色轿车，这段路是有人保护着我们的。汽车开到了东方饭店，又绕到了新关码头附近的一家姓汪的亲戚处，见到继母早已等在那里。进屋后，父亲换上蓝布长衫，戴上平光眼镜，我们也改穿了朴素的衣服。中午十二时，小火轮把我们送到浦东蓝烟囱码头登船。堂兄因为职务在身，就陪伴我继母回去。临别时，父亲只是频频地吩咐堂兄怎样帮助继母搬家，以免敌伪迁怒泄恨。
当日下午二时“芝沙连加号”起碇。出吴淞口时，敌伪的宪兵和特务还上邮船检查，因为我们化了装，又在四等舱里，所以顺利地便溜过了鬼门关似的吴淞口。我记得后来我们在甲板上，父亲望着那滔滔的海浪、碧蓝的天空，抱着我和哥哥快乐得直想流泪。
因四等舱脏得厉害，船出了吴淞口，我们就想补票到三等舱去，而三等舱又只有一张票，我们便决意让父亲搬过去住。当晚，在三等舱内吃饭时，平常不喝酒的父亲还喝了点酒。可是谁又料到第二天清晨竟会发生那么不幸的事呢！
父亲“跳海”难解之谜
第二天是2月9日，我起得很早，哥哥还沉沉地睡着。我就到三等舱内去找父亲，他神态如昔地在舱里散步，先告诉我晚上曾替我去盖过被，接着又问我：“你看父亲好不好？”我带着稚气回答他说：“好！”他又对我说：“你到重庆后要努力读书才行。”我也答应了一声。因为我在中学里念书是相当不用心的，当时父亲的话令我很惭愧，但我竟一点也没有觉察到他有什么异样。那时约莫是七点钟，四等舱敲锣查票，我就回到四等舱里去。票足足查检了一个多小时，等到我和哥哥一同再去找父亲时，父亲已经不在了。我们在他的铺位上，发现了压在他礼帽下的一张字条，说他跳海了！这真是晴天霹雳般的一击，我们兄弟俩顿时悲声痛哭。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父亲都是不该死的，然而他终于死了。起初我们以为，父亲是在把他的两个孩子带出了敌伪的巢穴后，为了弘扬民族的正气，为了自己清白的人格，而坚决地自杀了。但是，不久之后当我们听到“76号”等汉奸电台播出逮捕了父亲的消息后，一度又萌生过父亲可能还活着的希望。
当时，从上海到香港的外国邮船主要有英国的“皇后号”（如“日本皇后号”、“加拿大皇后号”等）、美国的“总统号”（如“柯立芝总统号”等）、荷兰的“芝沙连加号”等，这些船大的好几万吨，小的也有两万多吨，船上大得可以迷路。对于从上海到香港的外国邮轮，日寇在吴淞口、厦门鼓浪屿（当时也已沦陷）设卡检查。大批日本宪兵及汉奸特务上船来，勒令旅客列队站立，由他们逐一辨认，并将他们认为要抓走的人秘密带走。在吴淞口，我们就经过这样的检查。当时，为怕互相牵连，父亲、哥哥与我三人是分散站立的。到鼓浪屿那次检查时，父亲已经不在了。日寇宪兵带了些汉奸特务上船来检查，我和哥哥仍分开站立。这时，如果父亲被控制，完全有可能被他们秘密押上岸转移到上海去的。
在父亲床铺上发现的那张纸条上写的是：“济溥二儿，父蹈海矣！儿等至港可找杜月笙先生求救，父绝命言。”一共二十五个字，那确是他的笔迹，但极潦草，也确像自杀的遗书。然而细细品味，一是情绪不对，如“父蹈海矣”、“父绝命言”很像被胁迫而自杀的味道；二是“可找杜月笙先生求救”，这个“求救”是什么意思呢？是觉得我和哥哥都身陷危险中吗？当时杜月笙在香港，与在重庆的军统头子戴笠关系十分密切。父亲与杜是认识的，让我们找他求救，难道是要他保护我们吗？这内中有许多可以寻思的地方。父亲失踪后，我们在船上痛哭，引起一些旅客来看望。我忽然在人丛中发现了父亲的一位朋友：立法委员吴经熊。他也认识我，我马上叫了他一声：“吴老伯！”他立刻将我和哥哥带到他住的二等舱房里询问详情。船抵香港后，他又带我们到香港当时最大的酒店——高罗士打行同杜月笙见面。杜这时的顾问是监察委员杨天骥，又是我熟识的。因此，我和哥哥的安全得到了保障，但只要回味起父亲的那份简短的遗书，心头总是疑云横生，难以驱散。
1945年12月6日国民政府公布《惩治汉奸条例》后，我看到汪伪政府的巨奸们或枪决或监禁，感到非常痛快。次年7月初，我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内，看到被判了死刑的丁默。我问他是否还认得我，他注视了一下说：“不大记得了。”我说：“在‘76号’内见过你的！”他一声不响。于是我说出了我父亲的名字，他听后仍然一声不吭，嗫嚅着踱走了。我离开南京后三天，他就明正典刑了。
这些事，无论后来怎么想，都已经毫无意义了。显然，父亲跳海是死，被敌伪秘密逮捕也必然是死，这是可以想象或推理得到的结论！
“文革”期间，那时我在山东，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谣言来，说父亲并没有死，人在台湾。当然，这是不可信的。我不信，别人也不信，最后谣言就自生自灭了。
父亲生于1890年，该是一百一十多岁了！他早已不在人世，留下的失踪之谜，尽管我不愿回想，更不愿提起，但风晨雨夕，却总在我心头扬起波澜，使我有刻骨锥心之痛。
（本文初稿发表于1947年10月17日上海《现实》杂志，后经修订以《76号魔窟和父亲失踪之谜》为题发表在2003年第8期《上海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