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每个人的经历及心路历程，其实都可以写成一部各不相同的作品。因为各人的经历绝不会完全一样，各人的想法与体会更不会完全相同。《火红的金达莱》写的是荒谬年代中的一首悲欢交响曲。我经历过“文革”，并出版过《在“忠字旗”下跳舞》一书，但雪同志写的这部书，我既熟悉又生疏。熟悉的是“文革”中遭迫害、诬陷、批斗的那一些，生疏的是他们夫妇发配边疆流放长白山麓务农四五载的劳动、生活与见闻。这段生活不乏生死考验、艰苦崎岖，却居然也不乏诗情画意、田园景色。这对我来说，读时颇获风雨芳菲的意境，这自然就是一种新鲜感了！
我查找地图，在吉林省地图上找到了属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延吉县（现在是龙井市），又大致找到了原来光新公社新化大队所处的地点。呀！那真是长白山区一个太遥远带点神秘的地点。那里离朝鲜的边界多么近！这是个春天开满红色的金达莱而冬天布满漫山遍野深厚积雪的地方。他们夫妇在那里语言不通、生活习惯迥异，人地生疏，两手空空，但像《鲁滨孙飘流记》中的主人翁那样仰赖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及毅力，寻找生存和改善生活的权利。他们制爬犁、当“猪司令”、插秧、积肥、改土造田、整理打石场、搞水利建设、收割水稻、抗旱点种、挑水上山、伐柴、狩猎、做养鸡养鸭专家……因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信念而韧性地生活下来。看看两个共产党员的这段“戴着屈辱帽子”的生活，背后可以得到的思索与回味很多很多。在养猪时，作者说：“和猪们在一起，我有莫大的欢乐，更有安全感。”在被邀约去帮助县里出去做外调工作时，作者说：“一个等待落实政策的‘现行反革命’，却去为落实别人的政策努力创造条件并参加对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反革命罪行的调查，滑稽之至！”……类似这种事实与感叹，更足以看到“史无前例”的荒唐与荒谬。幽默的话透着辛酸，反常的事有着苦恼人的笑叹。
我在前边说起过人格力量的话，帅雪夫妇本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可是“文革”一来，红白颠倒，竟成了“现行反革命”，甚至开除党籍。于是就受到了种种非人摧残。可贵的是在逆境中，他们依然用自己的奋斗去赋予生命意义，像一位哲人所说的：“生命在闪光中见出灿烂，在痛苦中见出真诚。”他们干一行学一行，在生死存亡之间，依然在为党为人民为共和国做好事。他们反对“文革”中种种倒行逆施的事，因此蒙冤招祸，可是他们流放到冰天雪地之中，依然注意民族团结，搞好知青教育，甚至因当地盛行酗酒之风，会喝酒的老帅居然五年中极少同社员一起喝酒，还带动了男人们干家务……他们既不忘掉党员、干部应有的责任感，也不抛弃时代赋予的使命感，只做好事，不做孬事，正气凛凛，我行我素。那种处境下做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美国人我想可能难以理解，生活在今天改革开放好时代的年轻人怕也不易明白。他们的表现说明：好党员就是这样，放到哪里都会放光，在人民中间就像革命的种子。“文革”末期国家元气大伤，但“四人帮”覆灭，党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国家恢复得很快，靠的自然是无数百折不挠的好党员和好干部起了中坚作用。《火红的金达莱》也许可以曲折地反映、印证这一点。
《火红的金达莱》，可贵在于真实。它写了“文革”，但又并不是一本专写“伤痕”的书。它用很少的篇幅涉及“文革”里的那种批斗、殴打……而用四分之三以上的篇幅写了干部下放当农民的生活，写了一对党员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后依然挺拔的故事。这是特色之一。在写这段生活和故事时，又不是用凄凄惨惨、悲悲哀哀的心愿与笔法来写，而是用一个共产党员的笔墨抒发站在今天、回顾过去、瞻望未来且对未来中国怀抱信心的胸臆，表现出了拳拳的赤子之心，不乏乐观主义与豪情壮志，这自然是特色之二。
“文革”早已是历史。帅雪同志的文稿有其特色，就有其价值。有同志曾倡议建立“文革学”。无须建立或不建立，若干年后，研究历史的人，如果看到《火红的金达莱》一书，那将可能会像获得一种珍贵的参考资料来对待。
写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忽然想起林则徐被充军新疆时所吟的诗了！诗中有两句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啊！“往事多历历，漫说等云烟”。风雷震颤！风雨芳菲！
（2002年1月2日于成都）
余望的传奇人生
——《阳光照彻》序
《阳光照彻》一书，作家用真实而生动的笔触，写出了书中主人公坦荡的传奇人生，也写出了余望所处的时代和历史，读后使人心中五味俱陈，感动殊深。
我亲爱的外甥余望有坎坷崎岖的经历，非常人所能忍受，但他有志气有勇气承担沉重的命运，无论风霜雨雪，哪怕雷霆霹雳，均能豪迈面对。他坚毅真诚，终如有人夸他的那样：“他在默默抚摸着时代造成的痛楚之时，尽力地击发自己的亮点，在求生存中造福社会，在求发展中关爱人群。”他打开了一片天地，做了许多值得称道的好事，在时代的风云激荡中成为一个站在浪潮前沿的有贡献的人物。
余望的家庭背景比较特殊。他的祖辈处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大变革时代，而且都是名门望族子弟，有条件吸收先进文化知识，追随新思想而成为辛亥革命的风云人物。辛亥革命前，他的外祖父凌铁庵及两个叔公凌蕉庵、凌济庵便与黄兴、柏文蔚、于右任等一起，发起组织了长江中下游反清团体“岳王会”，撰写《光汉》《兴汉》等书籍，宣传反清爱国思想，成为同盟会最早的会员。凌氏三兄弟在武昌起义及以后均出生入死，尽国民革命之天职，成为安徽籍革命党人中有较大影响者。安庆潜山余姓也是旺族，上溯到明清两代多有贤人辈出。尤其是中共早期的党员、第一任潜山县特委书记余大化烈士，是余望的叔父。余望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受到先辈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而矢志不渝。
正是特殊的家庭背景，在极“左”思想盛行的年代，造成了余望少年时代的不幸，青年时代的挫折。他在“文革”中曾遭受冤狱之苦，但巧遇陈振亚——一位曾受到他外祖父凌铁庵营救的共产党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安庆地委书记），引发了后来他与陈振亚之间的忘年之交，并引导余望投入改革开放大潮之中为社会做了大量工作。余望正是从前辈身上学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优秀品质，养成了有胆有略，坦诚直率，刚直不阿的个性。他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敢为人先，善于从现象中悟出客观实际的道理，并与不良势力抗争。为平民百姓谋福祉，为受冤屈者打抱不平，为贫困者争福利。
因为特殊的家庭背景，余望善于利用各种关系，为祖国统一大业服务。他团结台胞、台属并帮助他们拓展为经济服务的空间，做出成绩回报社会。他曾赴台访问并拜会陈立夫等一些国民党元老，介绍家乡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他多次赴港澳为安庆的贫困学生争取港澳同胞帮困助学。余望将前辈人爱国、爱乡、勤劳善良的传统和自己的聪明才智相结合，成为造福社会的资源，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